建议对此能够有所研讨、在条文上修改，给人大代表提出立法创意留一个窗口。

或者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于评估标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时曾经提出，应当将 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实践成功与否的标准。

因此寻找合适的改革突破点来进行试点是必要且重要的，但不能忽视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搞单兵突进。（2）试点行政区域在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因为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宪法第33条第3款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底线，否则就不配称为是改革，而是历史大倒退了。不过，如果要真正改革宅基地管理制度的话，那应该暂停实施的是第62条第1款关于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而不是第62条第3款关于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规定。

好吧，即便我们承认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当稳步推进，那么是否可以允许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的1/3或者1/2就这个问题进行试点，然后让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宅基地入市是不是值得追求的改革目标呢？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不允许人们实践和实验，那真理就无法得到检验。再以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为例，（1）如果我们允许宅基地自愿有偿转让，却不改革农村宅基地的无偿划拨制度，那么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多少人愿意购买这些希望有偿转让的宅基地呢？（2）如果《土地管理法》第62条1款关于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不同时暂停实施，那又有多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资格购买这些希望有偿转让的宅基地呢？（3）如果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那又如何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赋予农民以更多的财产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的改革要求呢？ 最后，既然是要通过试点来总结经验教训，那就应当允许不同的试点方案存在，而不能只允许一套试点方案存在。汪辉祖即是以这种精神和方法治学的典型。

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察、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性相同，方法的严谨性也应该相同。在朱熹看来，狱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说，断狱之法与治学之道在此被丝丝入扣地铆合在一起。例如，《史记》为循吏写传记，仅涉笔先秦，而为酷吏作传记，独载述汉朝。他明确指出：读书有疑问，必须如老吏断狱，直是推勘到底。

在历史学中，所谓历史事实，是与客观事实相对称而言的，它是包含主观成分的。典即六典（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法为八法（指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

清人邹鸣鹤在《刑部说帖揭要序》中一语道破其间奥秘：夫治律犹治经也。本此意以治律，不充其类于至繁至多，不足以阐律学之至精。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刻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司马迁的《史记》堪称历史著述的典范。

史之为职，贵公而明，直而断，实而审。史学界有一名言：求真则真无定指，责实则实无尽止。所谓中，正也，是后人对史的理解，要求历史应当公正、真实、合乎正义，而这也正是对法律的要求。然而，后人并不否认其为良史。

清代考据学的发达与律学的精细化不无关系。他在《新唐书纠缪·序》中写道：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

他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强调，考证的方法好有一比，比现今的法官判案，他坐在堂上静听两造的律师把证据都呈上来了，他提起笔来，宣判道：某一造的证据不充足，败诉了，某一造的证据充足，胜诉了。他说：治史如断狱，先要弄清史实，然后才能分清是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胡适主张从刑名之学出发认识汉学方法，他断言：两汉以下文人出身的亲民之官，必须料理民间诉讼，这种听讼断狱的经验是养成考证方法的最好训练。潘耒晚年说：夫论事与断狱同，直者直，曲者曲，方为爰书。所以，明清时期有许多以学案命名的论著，终明之世，学案百出。但是，《史记》是司马迁的发愤之作，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上，司马迁不经意地掺入了个人好恶与价值判断。倘不问其是非真伪，而概曰隐恶扬善，则是以徇庇为忠厚，以执法为峭刻也。在以史为法的意识支配下，手握史笔者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恰如韦安石所慨叹，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博闻多识非难，参伍而折衷之为难。他在《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中这样写道：吾人释经，应有一定规则。

主簿之类职位的历练无疑是朱熹生命历程中重要的环节，他不仅有大量关于法律问题的论述，其法律思想也为后世所关注。当时，国家的法律是作为档案掌管在史官手中的，史官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从事立法活动的官员。

以治律的缜密精神和方法治学，对于学问的精密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悉知法律，学会断狱、判案，对于研究历史，大有帮助。

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周礼·春官·大史》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清初史学家潘耒治学偏重考证，常常把作史与治狱并举，强调是非曲直。实践：以清代为中心的考察 清人曾自豪地宣称律例之细、弈艺之工、窑器之精三事远胜古人。

胡适认为：自唐到清，科举都用‘判，故学者多不能不懂一点听讼的方法。人们今天所说的历史在古代仅称为史，历指的是历法。

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诫、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理想，使得这些受过法律教育的法律人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一个职业共同体、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精神共同体。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2001年强世功教授在《中外法学》发表的那篇在法律界广为传颂的《法律共同体宣言》，他以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提出了法律共同体的概念。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所期待的法律共同体却还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难出来。

因为人们在扼腕痛惜之余，不仅开始真正看到了整个法律圈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又看到了在邹碧华身后，还留下了一个时代主题：如何完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破解与建构之责任使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法官的英年早逝，不仅震动了整个法院系统，更重要的是震惊了中国法律界。梦想是美丽的，现实是残酷的。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要求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将司法考试制度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对职前培训实行统一管理，着力提高法律职业人员法律信仰、职业操守和职业技能。在这方面，邹碧华法官不仅是一位努力追求者，也是一位大胆主张者，更是一位积极的践行者。

于是，从那时起，关于什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开始引起国内法学专家诸如张文显、信春鹰、石泰峰等许多法律人的热烈讨论乃至争论，并为此推出了一部重头之作《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在分论坛上，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检察官等其他嘉宾，都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是为了职业利益，为了专业发展，为了司法改革，还是为了公平正义，为了法治精神，我们的社会需要不断强调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

2006年9月太原举办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上，时任《中国律师》总编兼中国律师论坛秘书长的我曾策划设计了一个 法律共同体的构建与互动的分论坛。直至邹碧华法官的去世，才又一次唤醒了法律人内心深处的情结与梦想。